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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平:曾国藩学问思想研究四题
2009-05-20 0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问热”的兴起,“曾国藩热”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透视“曾国藩热”的社会学问背景,大家不难发现:人们不仅把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来看待,更重要的是把他作为一种历史学问载体来审视,于是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学问的视角来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学问思想研究亦呈盛势。曾国藩学问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学术界对其研究涉及面很广,成果亦不少,据笔者从期刊网搜索,近10多年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曾国藩研究的学术论文达588篇,出版有关学术著作数十部。其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究曾国藩学问思想与学问活动的学术论文226篇,文章标题有“曾国藩”和“学问”字样的从正面论述曾国藩学问思想的有68篇,但从正面研究曾国藩学问思想的学术专著尚不多见。当然,如果从广义学问视域来说,则几乎所有研究曾国藩的学术成果都可以纳入“学问研究”之列,因此,笔者只是从狭义学问视域而言的,并以此为理论视角,对近10年左右学术界关于曾国藩学问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论述。限于本人见闻和水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乞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关于曾国藩与中国传统学问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学问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儒”,这是几乎所有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中国传统学问的主流是儒家学问,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被世人誉之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有的学者甚至将其与孔子、朱熹相提并论。的确,曾国藩对儒家学问非常融通,他先治理学,后治汉学,并将其“经世致用”,集“修、齐、治、平”于一身,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从而成为“三不朽”人物。

朱东安先生认为:“曾国藩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各门各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及至诸子百家,都采取全盘继承的方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应用”[1]。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又是其糟粕所聚。精华所聚,使其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声名远扬,影响及于后世,糟粕所聚,强为不可为之事,硬做不应做之人,最终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典型代表,他所代表的是封建思想学问体系,只能充当旧制度旧思想的卫道士。并由此认为,有人借曾氏而神化中国传统学问,把孔孟之道描写成一颗超越时空的常青树,是不可取的,但所给予大家的启示却不可忽视。然而有的论者却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学问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学问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笔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学问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化身,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曾国藩不仅熟透和融通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问,而且具有某些学问开放的思想因子,但从总体上看,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学问熏陶出来的学问精英和封建统治工具。曾国藩坚持以儒学为主,兼取各家之长,并有限度地借鉴西方学问,是维护传统学问和封建统治延续性的需要,他的学问保守的一面占绝对优势,大家不能夸大他的学问开放的一面,并由此确立其在中国学问史中的地位。

二 关于曾国藩与近代西方学问

关于曾国藩与近代西方学问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藩在竭力维护传统学问的前提下,又能变通地接受西方学问,其“师夷智”的观点,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学问实践开近代学问开放之风气,对中国学问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曾国藩在封建社会末期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学问保守,而又面临西方学问的强烈冲击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承认中国学问有不如西方学问之处,并倡导学习西方学问,创办近代军工业,设立翻译馆,选派留学生,开办新式学校,推进了“西学东渐”与中西学问交流,在中国学问的近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曾国藩对西方学问的认识及其态度问题上,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对西方学问采取的是既痛恨又欢迎的矛盾态度。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了西方学问,也领略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利害,从而引发了他“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思考。但曾国藩又是一个理学家,维护封建“名教”是理所当然的,曾国藩对待西方学问反对的是西方的宗教学问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欢迎的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生产工具和科技学问教育等。但不赞成把曾国藩学习西方学问看成是搞“中体西用”,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论断[2]。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对西方学问的认识,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夷夏”界线,驱除了中西学问交流的心理压力,并去掉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对待西方学问的浮浪之弊[3]。还有论者则认为,曾国藩“从仿造机器、轮船,认识到掌握基础理论、科技资料的重要性,于是组织人才翻译科技书籍;由翻译西书进一步认识到直接了解与学习西方的重要,因而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4]。它体现了“曾国藩在洋务问题上认识逐步发展的几个阶段”,是“对西方学问的认识发展过程”。曾国藩对西方学问采取了了解、吸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但由于他所取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其对西方学问的兴趣仅仅侧重于“技艺”、“术教”等技术层面,而对西方政治制度则完全排斥。“他在避害动机下提倡西学,主要是针对外敌的威胁作出的被动反应,不是基于社会内部新因素发展的刺激而作出的主动反应,所以,他对西学的兴趣中,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4]。有的论者更明确提出,曾国藩的“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思想实际上成为尔后“中体西用”论的滥觞,他采取西学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礼教”的地位,他开了中国学问保守主义之先河。

在曾国藩学习和实践西方学问的问题上,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把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及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学问实践,说成是由其开始了由古代学问精神向近代学问精神的转变;更不赞成有的论者所提出的由于曾国藩能变通地对待中国传统学问和学习西方学问,因而其“最终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学问观向近代学问观的转变历程”[5]。学问精神是学问的基本内核,是学问思想中带普遍性、根本性的学问价值观念,学问观是关于学问的总的根本的观点,是处在一定学问环境中的人对学问的根本态度、深层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思考。众所周知,以封建纲常名教为精神内核的儒家理学,是曾国藩最根本的学问信仰,曾国藩一生始终抱定的宗旨和遵循的准则,是“卫道”。曾国藩学习西方学问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入学问精神的深层结构。至于“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学问观向近代学问观的转变历程”之说,如果不是笔误,则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学问史缺乏起码的了解。大家知道,在对待西方学问的问题上,一直到孙中山,都没有最终完成中国学问的近代化进程。

三 关于曾国藩与湖湘学问

湖湘学问是源于中国传统学问,而又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学问系统,它是由南宋初年形成的湖湘学派发展起来的地域性学问。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湖湘学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问传统,并使湖湘学问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成为湖湘学问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

有论者认为,由张栻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历代湖南学者的传承和发展所形成的湖湘学问,在明清有四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并着重对王夫之和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与魏源、谭嗣同的思想学问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王船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与曾国藩的维护满清统治的立场,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某种认同”[6]。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征之一的湖湘学问传统,在各个思想家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曾国藩的经世之学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以往湖湘学问传统的内容和范围,并赋予了新的近代的内容和含义,它已注入了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常识,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崭新内容。从近代中国开端之际的魏源,经曾国藩、谭嗣同,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杨昌济、青年毛爷爷在湖湘近代学问发展,表明湖湘学问是一个有机体系,它既是整个中国近代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独特的湖湘学问传统的特色。

有的论者还就曾国藩“经世之学”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以及与同代湖湘学人的关系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甚至还有这方面的专著问世。欧阳斌先生认为,近代湖南崛起了两大湖湘学人群体,一是嘉道年间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湖湘学人群体:二是咸同年间以曾国藩、左宗堂、胡林翼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湖湘学人群体。这两大学人群体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中国的政治、学问地位。

可见,世人特别是湖南学人对“曾国藩与湖湘学问”这一问题是很有兴趣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学问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又是近代湖湘学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问影响不仅限于近代之中国与湖南,而且及于现代和当代的中国与湖南。今天大家要从其身上汲取什么学问养料,消除其哪些消极的学问影响,是大家学人特别是湖南学人所应该致力研究的,笔者希望多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也是大家弘扬湖湘学问传统的需要。

四 关于曾国藩与中国学问的近代化

这个问题涉及“古今中外”的学问关系问题,即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学问关系问题。曾国藩在“古今中外”学问关系问题上,究竟取何态度?他在中国学问的近代化过程中有何作用和影响?如何看待其作用和影响?即曾国藩在中国学问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学者的论争大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这大家在上述论述中已有所及,以下只就总体而言。

朱东安先生认为,对待中国传统学问,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二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三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他认为,曾国藩一生,完全按儒家的人生设计,从头到尾走完了立志、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化身。曾国藩对中国传统学问是全盘接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学问的精华,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糟粕。但他又认为“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学问之集大成者,又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7]。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学问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同时成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呢?朱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固有性质,二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中国传统学问的主体“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这就使其在保持自身思想学问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政治家。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统治阶级的政治问题。所以其借以建功立业的知识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

有论者认为,曾国藩“在保持中国学问体系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部分引进西方学问,以中国学问为主,以西方学问为辅,用西方学问之长,补中国学问之短,是曾国藩对待中西学问的基本态度”[8]。有论者认为,曾国藩先治理学,后治汉学,最后转到“经世致用”上来。而“经世之学是传统学问中最容易通向变易观念的部分,经世人物是传统社会里最切近时务而能亲知现实者”。“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内忧外患交迫之秋赋予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以温故知新和因革变通两重秉性”[9]。这使他不自觉地成为传统学问嬗变的历史中介和西学东渐的拓开门洞者。有的学者认为,曾国藩集“治、道、学”于一身,其经世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它启中国近代化之端绪,是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元命题。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学问人物,他不尚独尊,博取众长;经世致用,务实变通;理势并审,思御强敌;师夷长技,谋求自强;立足实践,重视人为等学问品性和精神气质,标志着他开始了由古代学问精神向近代学问精神的转变。而其所以能够开始这个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的历史性大变局所导致的一种积极的学问回应,曾氏所具有的积极的个人志向和较高的学问素养、湖湘学问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还有论者认为,曾国藩对理学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吸取,对近代湖湘学派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弘扬和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挥,使他最终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学问观向近代学问观的转变历程。

本人认为,在曾国藩与中国学问的近代化问题上,大家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既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求曾国藩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全面完成中国学问的近代转型;也不能将曾国藩在中国学问近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任意夸大,因为“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学问向近代学问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学问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10]。笔者认为,即使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学问的首创者,都还值得商榷,因为无论中国传统学问的变革,还是学习和接受西方学问,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单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始于明末的西学东渐,就肯定有中国人接触甚至接受了一些西方学问及其影响,提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首倡学习西方学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也不是曾国藩。并且,在曾国藩推行洋务运动之前,洪仁玕于1859年就写出了《资政新篇》,而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其内容不仅限于政治、经济,学问方面亦有实质性的内容,如鼓励科技发明和保护发明专利,兴办资讯邮政、学问教育,改良风俗,借鉴西方法制思想,提出新的国际观念等等。如果不是由于种种原因《资政新篇》未能真正实施的话,那么,具有近代西方学问意识并实践西方学问的第一人,则很有可能是洪仁玕。笔者的观点是只能说曾国藩是实践西方学问,即将西方学问运用于中国近代的第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学问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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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学问的态度及其后果[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2):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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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87-90.

[编辑概况]范大平(1962- ),男,湖南隆回人,澳门新浦8455最新网站经管系教授,曾国藩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曾国藩学问思想研究。

来源:编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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