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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元:富厚堂曾国藩故居藏书研究
2010-06-17 00:00  

1.为承袭耕读学问而读书藏书

晚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中国近代仅存的乡间侯府,其内的藏书楼被后人称之为“侯府”藏书楼。

1.1读书成就仕愿。曾国藩作为一名农家弟子,攀到礼部侍郎一品大员高位,以至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与其家风——耕读学问有很大关系。曾氏家族早在曾国藩祖父曾星冈时,就萌发了耕可以养家,读可以取士的思想,于是提出了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1]的八字诀(“早”既早起,“扫”既打扫庭院,“考”即敬奉祖先,“宝”即重视亲戚朋友关系,“猪、蔬、鱼”分别指喂猪、种蔬菜和养鱼,“书”指读书),以求耕读传家。不料曾星冈三个儿子无一成仕,仅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获补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系曾家长孙,其五岁令从父亲于“利见斋”念书,先后离家就读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地。为提升学业,曾星冈多次请名师到家府授讲。尤感成仕压力之大的曾国藩,在两次会试落第时,正琢磨着读书法子,唯愁家中书籍贫缺,恰在返乡途中遇见《二十三史》,惊喜之中将随身物品典当,买回此书,曾国藩这一行动得到祖父的高度赞赏,从此日夜攻读,《二十三史》这部历史巨著极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学问底气,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终以优等成绩被钦点为翰林,圆了其祖辈取仕之愿,也开始了他步步高升的仕途生涯。有人说,是《二十三史》成就了曾国藩的仕途,这或许不无关系。

1.2从读书中悟出藏书的道理。进得京宫,此地高手云集,曾国藩观朝中先辈多读书用功笃实,觉得要赢得立足发展必须不断读书学习。他在家信中对父母说:“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男居此职,仍日以读书为业”[2]。受翰林名儒唐鉴指点:读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要专政一种经书,一经若通,其他各经就会触类旁通”[3],为此,曾国藩为自己订下必修课程:义理、经济、词章、考据,每天频繁出入琉璃厂书市借阅书籍,但借书数量有限,为博览群书,有时只得“狼吞虎咽”或不时的去调换。一次,《正史》尚未看完,就去琉璃厂“转换回《易知录》和《卷葹阁稿》各一部回”[4],这使他感到“读书而无书是大苦事”[5],于是积攒银两买书,仅仅四个月就购得《史记》、《汉书》、《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诗经大全》等数百部好书,不到7年时间,其藏书多得摆不下住房,他感叹“无一压囊钱,僮仆饥眠。层层自缚不成蝉。若买残书堆破屋,屋少如船。搜索贩丛边”[6]。为了买书,曾国藩给家里寄钱不多,家兄误以为他私顾小家,曾国藩不得不对此做出说明:“我仕宦十余年,现京寓唯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物,则与五兄弟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我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不以自私”[7]。可以看出, 曾国藩在京时,读了不少书,藏了不少书,这为他家府日后的藏书打下了重要基础。

1.3.将书籍随寄家中。曾国藩自己嗜好书籍,更希翼弟、儿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不断将自己所购书籍寄回老家,据《曾国藩全集.家书》记载,仅道光二十五年四月,曾国藩寄回书籍就达三批次,如此源源不断。即使军务在身也仍将寄书摆在重要位置。咸丰八年,曾国藩军次浙江,沿途家信写道:“余于二十一日未刻至岳州。丁义方自九江来,带有书四篓,余留《宋元通鉴》《明史》在营,馀皆寄家,开单附往查收”[8]。他经常趁乡人来营带书回府。咸丰九年十二月托幕府俊四带回书一批,其中“《圣教序》墨一匣,殿板《十三经注疏》一部‘初印也’”[9]。即使军事繁忙,也不忘给家府寄书,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与太平军交战在即,将“ 所选古文,已钞目录寄回”[10],曾纪泽要算术书,即派潘文质送南五母舅回籍之即“带书至家”[11]。在曾国藩心里,书就是宝,如寄书没收到回音,便会马上询问:“《欧阳生文集序》寄晓岑,久无复信,不知寄到否……托小岑买得刘石庵小横幅,已取回否?”[12]。如此一来,曾国藩家中藏书不断丰富,欣然之余,他对儿子表白:“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13]”。 他还将祖传“八字诀”中的“书”提到首位,变成“书、蔬、鱼、猪、早、考、宝,扫”[14]可见曾国藩以藏书为家业的思想策略,正是这种思想,为其秀才辈出的显赫家族奠定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2.四处搜集珍典古籍

2.1.兄弟力搜名贤文集。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藩在吉安与太平天国鏖战,曾国藩想到吉安是我国旧时名贤文集之地,马上致信弟弟:“吉安在宋明两朝名贤接踵,如欧阳永叔、文信国、罗一峰、整庵诸公。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寄家”[15]。曾国荃在繁忙的军务中购到一批书籍并寄回,曾国藩很满意:“此书……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即上述所提《二十三史》)多《明史》一种,馀略相类,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16],于是再信其弟:“《欧阳文忠集》,吉安若能觅得,望选寄回”[17],并强调:“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望买之。家中现有四《通》,而无而《衍义》,祈弟留心”[18]。在此期间,曾国藩与曾国荃的书信中很多是关于搜集书籍的。由于当时太平军兵临城下,曾国荃来不及将有些书寄回,曾国藩便催促:“《宋史》至今未办,盖阙典也”[19]。如此穷追不舍,曾氏兄弟从吉安寄回了大量名贤古籍。

2.2多方求购珍藏本。为了得到好书,曾国藩很能放下架子,咸丰九年,已名声大振并即将委受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四月十二日致书给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邵懿辰:“闻有合刻《周易程传朱义》为读本者……阁下曾见之否?望觅一部见寄。……其价或先寄,或买妥再寄,祈示知”[20]。后邵懿辰寄曾国藩《孙芝房墓志铭》、《庄子》、莫刻韩文、《古今逸史》及《知不足斋从书》等书,曾国藩称此为“皆难得者”[21]。曾国藩想得到《剑南集》精装本,向时任礼部主事的甘晋求购:“《剑南集》可爱之至。昔在京华购得一部,不及此书之精也。与上年所惠初印《十二经》均可宝贵,感谢!感谢!”[22]。如得不到所需书籍,曾国藩就追问版藏。咸丰九年,他写信给时任湖北候补道张曜孙:“皋闻先生《仪礼图》与《茗柯文》,自壬子出都后,即不复见此书。曾处尚留一二部否?”,[23]当张曜孙复“先世父《仪礼图》诸书,行箧所携,皆毁于兵火……灰烬之馀,仅存数纸,并以附呈”[24]时,曾国藩追问:“《仪礼图》版藏何处?”[25]。后得知板存常州,曾国藩马上派人前往组织再版,获得此书。 在追问藏版时,曾国藩还打听“吴俊所绘顾亭林先生画像,台端曾刻石一通,有拓本可见赐否?尚乞留意嘉饷为荷”[26]。平时威风凛凛的曾国藩,为了购书却不顾了身份,可见书籍在他心目中有何等重要。

2.3广泛接受赠送。当时的曾国藩已到了登高而呼,应者云集的地位,一些地方官坤择其所好,争相购赠。这在曾国藩日记中随有所载,刚进京不久,曾国藩就收到“胡润之送《陶文毅全集》”[27],“刘世兄送《西安圣教》”[28], “许仙屏送余书一箱”[29],陈岱云赠“《皇清经解》(共三十六套[函],三百六十册)”[30],曾国藩如获至宝:“报感报愿!”[31];咸丰期间,曾国藩藏书成瘾,成批接受的赠送,在九江受“庄木生送书数十种”[32],曾国藩称 “多为救民要切之书”[33],在浙江受“丁义方送书四篓”,受邓小芸送《沅湘蓍旧集》等二百卷[34],在建昌受李元度送“二万余卷”[35],在抚州,受邵位西送南宋珍典书籍数百种册……,数不胜数。后来,曾国藩回想起当时收书 “亦可快也”[36]的乐趣,还兴性未尽,因为这些书很多是当时难觅的珍品,如:《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石经》、殿版《二十四史》、《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记过斋丛书》、《通典》、《通考》、《三希堂法帖》、《大观帖》、《皇甫碑》、《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据有关记载,仅咸丰末年至同治五年,曾国藩接受的赠书达三十多人次,计六百余种类,这成为曾国藩扩充藏书的又一重要途径。

3.组织专门力量帮办藏书

3.1招专人入府搜编古籍。藏书花费了曾国藩大量精力,但这又是他终生未肯放弃的事业,所以不得不请专人入府帮办,为曾府藏书出力者很多,其中终生为曾府藏书者为莫友芝。当时,不少地方的古籍受到战乱严重损毁,曾国藩派莫友芝赴镇江探访文宗阁《四库全书》下落,当莫友芝得知此书已被当地绅士移书避深山之中,便四处奔波,千方百计获得,并向曾国藩表示:“友芝挨秋间更历诸郡,仔细探访一番,随遇輟拾,不限多少,仍交运使恭弃”[37]。为拓展搜书的路子,莫友芝努力探访富贵家宦室所,后搜到唐代的《说文》木部手抄残卷珍本128卷,经他反复考证、笺疏,写成《唐本说文木部笺异》,后来,莫友芝帮助曾国藩开办江宁书局,“主持刊刻了很多书籍”[38],其中包括《船山遗书》,这不仅使曾府藏书得到进一步扩大,使我国一些重要经典书籍得到传承。莫友芝病逝时,曾国藩率官员一行前往祭奠,亲撰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饮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尊和泪,来吊诗魂”[39],充分表达了他对莫友芝的感激之情。入曾府专办藏书者还有黎庶昌,黎庶昌一边努力搜集古籍,一边对濒危书种进行刊刻,先后“完成了《古逸丛书》、《续古文辞类纂》等多种书籍的编纂”[40]。这些书籍极大丰富了曾国藩家府的馆藏。曾国藩去世后,黎庶昌极力搜集曾国藩遗留的日记、书信、奏折、诗文等手稿,“编辑了《曾太傅毅勇侯别传》和《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等书,还与人合编了《曾文正公全集》”[41],这是黎庶昌对曾府藏书的另一重要贡献。

3.2巧设搜书机制。咸丰八年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江西省城成立递文站,由丁石汸经理一切。应说,递文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文书,但递文站一成立就体现了其搜书功效,据有关记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丁石汸转给曾国藩的书籍就达数十种。其中有“《司马温公集》一匣,二十四本、《五种遗规摘抄》四本、《现象授时》六本、《观象玩占》十本”[42],“缪刻《太白集》四本,江艮庭《尚书》六本,共五十余册”[43],《五代史记注》等6种书籍,同时,曾国藩令丁石汸转告幕内知己庄木生“购买万刻大板《五经》”[44],还通过李瀚章令丁石汸转运书籍:“前、后《汉书》,望即令其速送建昌为要”[45],可见,递文站成为了曾国藩采购和转运书籍的机构。咸丰八年三月,曾国藩据地搬迁,行前交代:“将书籍交施占琦转运”[46],此见,其采购、转运书籍的机构不止一处。

3.3认藏书家为亲家巩固家藏。时松江任知府袁漱六嗜好藏书,曾国藩主动请媒,将自己的大女儿曾纪静许配给袁家大儿子,袁攀上这门高亲后,不惜代价将自己的很多珍贵书籍送给了曾国藩,而且为曾国藩继续穷搜宋元旧典。曾国藩称道:“漱六近年购书籍,兼济所旧,渐欲润泽丰美”[47]。袁漱六兄弟还负责了曾国藩京书运送曾国藩老家湘乡“侯府”的任务。由于战火原因,曾国藩考虑到书籍的安全,将京宅全部书籍转运回老家富厚堂藏书楼,为此慎重告诉家人:“兹有袁漱六亲家之胞兄袁铁庵将我京中书籍概行运达至湘乡(富厚堂所在地),此行共万余里,吃尽辛苦,到我家时,望加意款待,至要重要。其书交建四先生及纪泽细心清厘”[48]。可见此次书籍转运的数量之多与责任之重大,不料袁漱六在运书途中病逝,曾国藩担心书籍的运输,信督其婿(袁漱六长子)询问书籍运输情况,袁婿回岳父:“父亲遗命是以藏书不可遗失一本”[49],可见袁氏对曾府藏书的高度负责。力经八个多月水陆的艰苦跋涉,这批书于咸丰十年四月如数运至曾国藩家府富厚堂藏书楼,据说有300余担。看到堆积如山的书,想到袁漱六为此付出的艰辛,曾国藩叹曰:“有志读书,期全于古之编辑,而竟为不能偿一二,良可沉痛”[50],足已体现袁漱六对“侯府”藏书的贡献,也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袁漱六的感激之情。

曾国藩把藏书视为一生事业的重要部分,其家府富厚堂藏书楼所藏书籍一直有专人管理,直到1950年被政府整体接收,这些,笔者已在另文中做过专门先容。这座“侯府”藏书楼当时到底存有多少书籍,以前有关报道是三十余万卷,从近年有关研究资料看,可能不止这个数字,除了书籍还有大量档案史料、珍贵字画、金石碑帖等文物,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要参考文献:

[1][2][7][8][9][10][11][12][13][14][17][42][43][44][4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岳麓出版社,1987. P536,117,184,397,511,637,795,491,476,542,381,494,511,501.

[3][4][21][37]《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出版社,1994. P92,43, 393, 92.

[5][20][22]《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4. P1050, 963,992.

[6]《憩园辞话》.清.杜文澜. 卷六.

[15][16][18][19][23]-[26][32][33][35][36][42]-[46]《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9期P25-28.

[37]《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0期P24.

[38][39][40][41]徐泰来等《学者笔下的曾国藩》,岳麓书社1997.P530,531,532,533.

[45][46][47][49]《曾国藩研究导报》第8期P7-13.

[34]《 曾国藩藏书与治学》曾国藩研究网2009.04.22.

[50]《曾国藩全集.日记》清李瀚章、李鸿章,中国华侨出版社392.

注:此文发表于《图书馆》(CSSCI源刊)2009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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