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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铭:湘军湘乡籍将领的人文特色
2010-09-17 00:00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才,不同时代造不同精英。湘乡自古就是孕育社稷大梁的圣地,湘军时期湘乡籍将领的素质和战功,既表现了本乡本土的地方性格,又富有时代意义的人文特色。

将领之乡 在湘军这支劲旅中,湘乡籍将领人数之多,声誉之大,战功之著,任职之高,可谓居湘军之首。据同治《湘乡县志》记载,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1853~1869),湘乡将领共有7886人(笔者注:该志开局于同治八年二月,以后将领无法查实)。这些将领分为两类:一类是武勋文职,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运同、郎中、同知、知州、州同、知县、通判等文官,计358人。另一类武勋武职,包括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官,计7528人。其中有总督、巡抚8人,布政使、按察使、道员39人,知府、知州、知县283人,提督183人,总兵417人,副将、参将1132人。同治县志还记有阵亡和病故的义勇21335人。

在湘乡众多的将领中,有32人载入了《清史稿》人物列传。他们是:朝廷“五部”侍郎、钦差大臣、两江和直隶总督曾国藩,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陕甘和两江总督曾国荃,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刘岳昭,浙江巡抚、陕甘总督杨昌浚,首任新疆巡抚、钦差大臣刘锦棠,广东巡抚蒋益澧,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和安徽巡抚李续宜,布政使李续宾、彭毓桔、刘连捷、蒋凝学、陈湜、李光久,按察使张运兰、萧启江,道员罗泽南、王珍、王开化,提督张诗日、刘松山、肖孚泗、李祥和、萧庆高、萧庆衍、周宽世、胡中和、何胜必,直隶州知州刘腾鸿、曾国华,知府刘腾鹤,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上述七千多名官员除曾国藩是道光年间任朝廷高官外,其余都是咸丰、同治年间从湘军发迹的。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湘乡一县出了这么多将领,且有一批显赫人物载入国史,这不仅是湘乡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就在我国古今历史上也属罕见。旧志为之大加赞赏:“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生膺懋赏,殁蒙赐恤,恩荣稠迭,诚千载一时也。”[1]

“千载一时”,亦可理解为湘勇奋起的缘由和机遇。缘由“千载”,湘乡自汉代建置以来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是湘勇发祥的渊源。机遇“一时”,正值曾国藩组建湘军,为湘勇奋起提供了用武之地。又由于“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2]湘乡因此成了湘军将领之乡。

湘军本非朝廷制军,是一支地方武装,从将领至兵卒以湖南人为主体,尤以湘乡人居多。湘军出省作战后,虽招募了一些外籍兵士,但湘军的主体成分始终没有改变。按照湘军组建的原则,先设官,由统帅选拔将领;后募兵,由将领招募士卒。曾国藩选将领多用湘乡人,而将领招募士卒尽用同乡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这种选募制度保证了湘军的地方性质,使湘乡将士构成一个庞大的同乡群体,人数众多,盘根错节。

湘乡将领的来源,有三条主要渠道。第一是道光年间湘乡经世派群体。这个群体以罗泽南为核心,包括他的门徒和好友王珍、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腾鹤、刘松山、刘锦棠、刘蓉、蒋益澧、杨昌浚等数十余人。他们后来跟随曾国藩入伍,成了湘军的高层将领。第二是咸丰年间湘乡团练群体。练众入伍,或以保甲为系列成为“同乡军”,或以家族为系列成为“家族军”,其练首自成其将领。第三是在战争中立功擢官者

湘乡将领群体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以志同道合为政治基础,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早年的经世派成员,以研究经世致用为主题,探索匡世济民之道为宗旨,他们互相切磋学术,形成了政治倾向和学术作风基本一致的群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他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挽救晚清王朝危亡而演绎成为湘军将领群体。这两个群体有着承前启后的渊源联系。二是以私人关系为结团裙带。他们之间大多互为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有的还互结亲姻,彼此有着故土之情、血缘之亲,忘年之交,同心之力。平时如手如足,战时互援互救。因此,这种群体是比较牢固而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儒将治军 古今强兵在于将,军队的战斗力首先缘由将领的素质。古时将领多为武夫,谓之“武将”,而曾国藩则以文人为主,谓之“儒将”。这是曾国藩改革清代军制的首创,是湘军将领最本质的人文特色。

曾国藩选拔将领的基本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 “儒门出将,书生知兵”。[3]所谓“书生”、“士人”是指有一定科举功名的儒生学子,以及有一定声势的鹰派士绅。曾国藩认为,这些人饱腹经书,深明忠义,有胆有识,智深勇沉,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之人。

湘军将官有统帅、统领、分统和营官、哨官几种,前三种是高层统兵之将,后两种是基层带兵之官。各种将官才能俱备,文武兼资,但又各有优势,高层以文为尚,基层以武为长。据皮明勇《湘军》一书所记,湘乡有统帅曾国藩一人,统领15人,分统26人。这些高层将领大多有科举功名,出身于进士、举人、孝廉方正、诸生、附生、贡生、廪生、监生、文童和士人者有32人,占78%。而且,职官越高,其科举功名也越高。

儒将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曾国藩把“五德”具体化为四个条件:“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4]四者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5]一个内核,四个条件,是曾国藩选将之道,也是传统儒将取胜之道。

湘乡最早擢升的高级将领,有罗泽南、王珍、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腾鹤、刘蓉、蒋益澧、杨昌浚、张运兰、肖启江、胡中和、刘松山、周宽世、肖孚泗、李祥和、肖庆高等89人,是当年最早跟随曾国藩入伍的老湘军,都是早年经世派骨干成员。他们受过传统学问教育,有较深的儒学功底,深明忠义,有理性的政治信仰。他们督军以严,治兵以礼,朝出塵战,暮归论道。他们统军又从政,从政以安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们是湘乡儒将的杰出代表,是中兴晚清的一代功臣。

太平天国起事东南后,“凡一切孔子、孟诸子百家妖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6],这是对中国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儒学体系的冲击。多数人看到的是王纲解体的危机,但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却震撼于儒家学问所面临的灭顶之灾。在《讨粤匪檄》里,曾国藩痛呼,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7]。在他的呼喊下,一大批原本埋头与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走出书斋,汇聚在他的周围。《湘军记》的编辑王安定说:“原湘军创立,有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8]。曾国藩、罗泽南、王珍、李续宾等都非常重视对士兵的礼义教化。曾国藩“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玩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9]。罗泽南“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10]。王珍“治军也,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11]。李续宾在罗泽南死后接统其部,“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12]。曾国藩和其他“诸生讨训山农”的结果,使得大量“朴实山农”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在血腥战火中“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

咸丰初年,清廷在东南的经制军绿营与太平军作战是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现出了一支儒生率领的湘军,这是太平军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这些儒生在忠君卫道的儒家信念驱动下,弃笔提刀,由文弱书生成为战场悍将。他们在“我不知兵,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强烈信念驱使下,杀人流血,也殒命战场。最终成就了“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的事业。罗泽南,是湘乡儒将的宗师和灵魂,廪生出身,官至道员,加布政使、按察使衔、赠巡抚。从戎三年有余,率其乡人子弟转战两湖、江西大小二百余战,以克复武昌名震天下,最终殒于武昌城下。临终前,忧世难忘天下事,索笔卧书曰:“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曾国藩推崇罗为“邑之颜渊”,为挽一联:“大义昭于千古,公论自在人心。”其弟子王珍,附生,从戎五年,为湘军统领,历大小数百战,克复城池20余处,歼敌十余万,官至道员,赠内阁学士衔。另一弟子李续宾,附生,从戎六年,大小六百多战,陷城四十多座,官至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赠总督。续宾督战安徽三河,孤军力薄,被太平军重兵围困,湘军伤亡惨重。众将劝其突围图存,续宾曰:“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寇志。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义当死战以报国恩,不愿从者自为计。”诸将皆曰:“誓与主帅共命,愿从公死!”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奏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污贼手。”日暮上马,血战而亡。

从上所述,可见湘乡儒将风采。他们视国恩胜己命,凡生死福祸,皆所不计;督军严而得法,威恩并举,以礼治兵;从政以安民为重,勤劳服务,爱民为兄弟;处世诚信,宽以待人,严而律己。这些是传统儒将之德,取胜之道。

家族将领 在湘军战争中,湘乡有众多的家族将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湘乡将领又一独特的人文特色。

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在湘乡境内众多家族中,有刘、李、王、周、彭、贺、曾、陈、谭、胡十个姓氏繁衍成为大门家族。他们不仅人户多,踞地广,而且有较殷实的祖业家产为其经济基础,有严格的族规家训维持其宗族体系。他们一般是书香世家,其子弟多为儒生学子。还有些大门家族的族长又是一方绅耆,在当地有一定的声名和实力。

咸丰年间,境内家族对湘勇团练有着重要作用。当年团练有练族和练团两种基本组建形式,练族以家族为单位,练团以保甲为单位。“两练”以练族为根本,“练团必先练族”。练族由族长、房长率领,因血缘相联,又有族规相约束,族众皆从之。正如旧志所云:练族“尤为扼要,盖根本既固,痛痒相关,为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未有不急切奔赴者。”如二十六都桑林胡族,族大人多,习武族众逾千,结集族团,声势浩然,为省署嘉奖。

湘军组建时,家族作用尤为显著,有一族成群入伍的,也有一家几代从戎的,其族首成为将领。如王珍和开化兄弟,刘蓉和刘蕃兄弟,张运兰和运桂兄弟,李光焯和光炽兄弟,钟近衡和楚池兄弟,刘庠棻和开勋父子,刘松山和才鼎、锦棠父子、叔侄等等,都是著名的家族将领。在战场,他们互救互援,相依为命,兄亡弟及,父故子承,展现了家族传风。在湘乡众多家族将领中,有曾、刘、李三姓家族将领,战功显赫,驰誉一时,为湘军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家将,出自荷塘二十四都大界(今属双峰县荷叶镇)曾族,有曾国藩及其四个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和国葆。国潢在籍主理团练,官至盐运使。国HUAWEI湘军分统,官至知府。国葆(又名贞干)为湘军分统,官至知府。国荃为湘军统领,战功最著,以征剿湘、鄂、赣、皖四省,攻拔安庆、金陵积功,历官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以及陕甘和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赏太子少保衔和一等伯爵,为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员和实权派高官。曾家五将,两人殒于军营,一人亡于署所。国藩、国荃、国华和国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刘家将,出自纯化四十二都杨家滩(今属涟源县杨市镇)刘族,有同族三房兄弟,即刘腾鸿和腾鹤兄弟,连捷和镇湘兄弟,岳昭、岳旸和岳昀兄弟,以腾鸿为族首,随同投身湘军。腾鸿为湘军分统,官至直隶州知州,主持江西南路军事,督战瑞州而亡。其弟腾鹤继统其军,直至知府,于建德力战而亡。连捷为湘军分统,官至布政使,以克复安庆、金陵积功,加赠太子少保衔和内阁学士衔。岳昭三兄弟后转战西南地区,岳昭为湘军统领,统兵十余年,建功之地以黔为多,任事之艰以滇为最,平息了历时十七年的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官至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岳旸、岳昀均官至知府,战殁于贵州。腾鸿、腾鹤、连捷和岳昭四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李家将,出自崇信四十三都桥头(今属涟源县荷塘镇)李族,有李续宾为族首的续宜、续远、续家、续艺、光燎、光焯、光炽、光久、前溪、前规、登进等数十名将领。续宾和续宜为同胞兄弟,均为湘军统领,续宾官至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续宾殁于三河,续宜重振李家将,历官湖北和安徽两省巡抚,钦差大臣,加总督衔。续远官至总兵、提督。光久为续宾长子,官至浙江按察使。续宾、续宜、光久三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桥头李族聚居之地,方圆不足十里。湘军时期,计有“白、登、续、光、前”五代族众数百人从戎,阵亡者120余人,仅三河之役,就有66人从续宾殉难,幼者年方十六,老者年逾花甲。族众积功擢官者53人。这是湘乡一支最具典型意义的家族将领家族军。民国五年,该族报本堂三修族谱,完整地收录湘军时期该族3名悍将的国史列传3篇,诏书16篇,敕2篇,诏命101篇,御赐祭文5篇,御制碑文2篇,忠烈传119人,贞孝节烈传38人,还有曾国藩撰写的碑铭2篇。这些都是研究李家将的珍贵史料。

家族将领家族风,上述三个家族都是当年湘乡有代表性的名望家族,有着耕读世守、诗书裕后的传统家风。正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所撰家联所云:“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钜付儿曹。”湘乡将领有与此大致相似的家境家训和成才道路,他们秉承先祖,弘扬家风,靠耕读发迹,以诗书立本,终成社稷大器。

湘勇精神 曾国藩治军,特别注重对官兵基本素养的陶冶,发挥精神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基本素养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通过教育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军事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精神盖在救世救人”。[13]这是曾国藩以礼治兵的又一高见。

曾国藩精神教育的内容,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然后则用“公诚道义”之儒学伦理,最后把这两者融为一体,升HUAWEI“湘勇精神”。这种精神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

为前所述,湘军是以书生为将、山农为卒组成的军队。湘乡书生有传统儒学的深厚根底,即“公诚道义”之精神;湘乡山农为悍强刚毅的地方性格,即“慷慨激烈”之精神。这两部人的基本素养,是形成湘勇精神的学问基因。湘勇精神就是湘乡书生儒学伦理和湘乡山农地方性格的结晶,是一种制胜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曾国藩用这种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

曾国藩进行精神教育,是以湘乡将领为“种子”,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从而达到“培养正人”、“转移风气”的目的。王定安《湘军记》,简述了精神教育的内容、途径和效果:

“当湘军兴起,山农柔懦者亦颇畏远征,及援江西,士人轻死陷阵,叠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而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萧启江之伦,皆崇纪律、重廉耻。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告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13]

湘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学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以后民主革命中,湘乡涌现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志士,虽然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与湘军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所表现的地方性格有着共同之处,可见湘勇精神对以后湘乡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清同治刊《湘乡县志》

[2][4][5]《曾国藩全集·书信》(21),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2、224、225页

[14][16]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8页

[3]李肖聘,《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6]《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7]《曾国藩全集·诗文》(14),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32页

[8][14] 王安定:《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338页

[9]《曾国藩全集·书信》(21),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8页

[10][11] 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77页

[12]《清史稿》,卷40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69页

[13]史林、迟云飞《曾国藩大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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